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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

广交天下知音,共叙人间真情。

 
 
 

日志

 
 

幼学纪事(转载)  

2013-08-14 17:07:04|  分类: 教育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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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学纪事(转载) - 高山流水 - 高山流水

 

                     □于是之

           一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她们都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 
     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画成图像,她们自然也就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除,“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算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就找到了我,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在老郝叔的炕上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著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了的呢!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的好文章,我现在竟一句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教给了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文化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道稍微繁难的算术题,我憋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是没有这样的老师的。我后来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校内外的许多良师益友。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声音不洪亮,也无手势,读得很慢,却很动人。长大以后,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它给我的印象,却始终留在脑海里。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
   
还有一位美术老师,是卫天霖先生。他是一位大画家,可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先是铅笔画,铅笔要“6B”的,还要带上橡皮。后是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用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敢再回家去说了。记不清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改学画水彩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我是拥护的。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开始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看,他也好像很高兴。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槐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的画画满了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是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都学会了一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了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了许久。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的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了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我上学是由本家供给的。那时祖母已殁,只剩下母亲和我。本家们有的给我们些钱,贴补吃喝;有的给我们间房住;有的灵活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缺吃的了,到他家去,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的学费。十五岁以前,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集体培养”。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这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
   
“干什么呢?”他问。
   
“温书,准备寒假考试。”我答。
   
“别考了。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亲也无言。吃人嘴短,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合上了笔记本和书,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很难。先要买些“履历片”回来填写,写好后再托本家、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呈送上去。回音,大都是没有的,但是要等待。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等着一个谁也不愿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便挟个包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裹儿”,计:棒子面一斤,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当得无可再当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当铺更低一等,因此也是更加苛酷的买卖。他们为“方便”穷人计,可以不收实物,拿了当铺的“当票”就能押。押得无可再押了,仍旧有办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卖掉。卖,就更“方便”了。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叫来就可以交易。一当二押三卖,手续虽不繁难,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

                     
           
     或者我是个侥幸者,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所铸成。辍学以后,在过着“一当二押三卖”的日子里,我居然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辅仁大学中文系,当了一阵子一文不花的大学生。那是由于有几位好友,和我们住得邻近,他们比我年纪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学府的学生。他们同情我的境遇,于是就夹带着我混进了辅仁大学。事是好事,但头一天我一进校门,就觉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起来,眼睛只敢看地板,看楼梯。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才进了教室。教室里学生们大部已经就座,只有我兀立一旁,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紧张。我真想掉头归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当或押或卖的“自由”的生活中去。我的热心的好友走去找他的几个同学,只见他们嘁嘁喳喳了一阵以后,就指着一个空位子告诉我:“你今天先坐这儿吧。”我于是坐下。心想,我明天坐哪儿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换了一个地方。此后天天如是,先是我浑身不自在地进入教室,他们则照例要嘁嘁喳喳一阵,而后为我指出一个安身的所在。
    
尽管是这样,然而听课还是令我神往。现在记得起的是一位孙教授讲秦少游,一位顾教授讲辛弃疾。从他们精到的讲解里,叫我领略出这些大词人的妙处:他们能在婉约近人的文字中抒发出忧国、爱国的深情以至豪情来。多么美呀,多么精巧啊,我们祖国的语言!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只要你调度得当,它就能把你心里的最细微的情绪表达出来!
    
听课虽然有趣而令人神往,但内心的恐惧却不容易消除。日久天长,我才明白,高等学府里的教授们是不管点名的。学生们都有固定的位子,点名的人只能在窗外,看位子空着的便画“旷课”,位子上只要坐着人,不管是谁,他便画“到”。我之所以能坐上位子,而位子又须每天更换,就是由于每天总免不了有人旷课的缘故。但在当时,我于听课神往之余,心里总不免于忐忑,谁知道那些花了钱的学子什么时候会突然闯进教室把我撵走呢?因此,我那时常生做贼之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偷窃知识的人。
    
此后,靠朋友们的帮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而我的同事们,比起我的年龄来,翻一番的寥寥可数,多数都是翻了两番以上的老头子们。他们同我无话可讲,我也只能报之以沉默。虽然有了职业,但并不足以糊口,前途依旧茫然。只是偶然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的招生广告里,我又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在我做事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广告上说那里要办一个法文研究班,每周晚上开两堂法语课。一个“汉学”,一个“法语”,再加上是个夜校,这对我简直是个天赐的机缘。于是我去报名了。经过口试,我说了我对“汉学”和“语言”的兴趣,很快便通知我被录取了。从此,我又进入了另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
    
这个夜校简直是一座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头一年照例是从字母念起,学些简单的对话和短文。第二年选文里可就出现了莫里哀和雨果。依次读下去,到了最后的一年,就读到了19世纪末的散文和诗。教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也听得入神。以至于在上课时,我竟仿佛觉得自己已近“雅人”。但是,在课前和课后,我却不能不继续过我的“俗人”的生活。
    
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需步行过北海大桥,才能到达近东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时只带一顿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赶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把窝头带进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是只烧暖气而不生炉火的。到了冬天,暖气烤不了窝头,冷餐总不舒服。幸好,“殿堂”之外的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了使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着一个火炉。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把窝头掰为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的,使我感到了棒子面原有的香甜。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诗情。下课以后,又需步行回家。天高夜冷,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足音。且走且诵,路成了我最好的温课的地方。早晨上班也一样,将生字写在小纸片上,看一眼就可以背一会子,也发生不了什么交通事故。据我那时的经验,从西单走到东四,少说可以背下四五个单词来。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我衷心地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感到亲切。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制度下竟遇上那么多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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