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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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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作文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影响(转载并推荐)  

2012-05-04 12:45:57|  分类: 他山之石(引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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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表面看,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学生的作文。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家在关注时并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思考,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学生作文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家长和社会大都将学生作文能力归因于学校和老师。这其实是对作文能力形成的一种误解。也是对老师、学校在作文能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一种盲目夸大。更是对社会、家庭在学生作文能力形成过程中隐形影响的弱化和无视。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句关于语文学习的名言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作文水平,有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作文能力,有什么样的父母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作文品位。作文能力的形成既受许多显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许多隐性因素的影响。作文能力的形成最终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因此在校园里这样的现象俯拾皆是:再优秀的教师,他的学生中也有作文水平不佳者;相反,再差的教师,学生中也有作文突出者,道理正在于此。
   
作文在国人心目中真可谓是一个怪物,既神圣又无奈。说它神圣,因为自科举考试以来,一篇文章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终生,于是莘莘学子们自小开始就“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的就是通过文章“一朝成名天下闻”。长期重视作文的传统,使得在中国,不论是乡村野老还是大学教授,谈起作文来,都可以说出一二三来,而且都是一脸的虔诚。今天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走进学校,开始学习写作的。他们一开始就带着对作文的神秘感走进学校,带着想触摸而又有些胆怯的心情开始作文的。刚开始作文时,学生由于年龄、视野、思维、词汇、语句等多种原因,不可能将作文写得那么流畅,这本来很正常。但我们的家长们(他们会时常拿起孩子的作文,指点一番,评点一番,以示关心。)却以完美的、成人化的标准来要求孩子。崇尚完美是国人对作文的心态。文通句顺对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低级要求。相反,是一个相当高级的要求,就语言的复杂性而言,一篇文章中出现一两个病句,是完全正常的,记得80年代初,叶圣陶先生组织编写一套《语文写作讲座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9月第一版),有一本《文章评讲》就是专门讲解和分析文章错误的,那中间的许多文章出自于记者、文学青年之手。余秋雨先生的大作,不久前还被一位老师找出上百处的错误。鲁迅先生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也谈到要想写好一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作为刚刚练笔的学生,出现一些病句理应是家常便饭。这是学生作文水平提高过程中的问题,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们的家长却不是这样看,他们看作文时,一旦发现病句,就会说——“看看,句子都不通,字又错了,怎么搞的?”苛刻得几乎不近人情。孩子从开始写作文起,心里就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中。在这样的压力下,孩子时时胆战心惊,只得处处小心。可作文还是免不了出现问题,因为学生不可能达到家长所期望的标准。做语文老师的在接待家长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要认识字,谁都可以对作文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作文就像《阿Q正传》中小尼姑的头,谁都可以摸一把。这种情况下,有的学生只好打了退堂鼓。在学生练习作文的过程中,好心办了坏事的人绝不在少数。
                                    
(二)
    
不像物理、化学,在拿到教科书之前,大家都是处于“零点状态”,就作文而言,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如果父母或爷爷、外公等识字,都免不了要教他们一些诗、词之类的东西,向他们讲一些自己对作文的理解。这些都对作文能力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家庭文化层次高的、家里有藏书的、父母爱读书的,孩子在认识了一部分字之后,就会在父母的影响下自觉的去读一些书,无意中渐渐地对书产生好感,同时也慢慢的形成了对语言的敏感;如果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相对来说,他们在开始作文时拥有的前期储备就比较少。在教学一线的教师都会发现:作文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大多相对较好,虽然没有科学的数据可以证明。巴金、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都属于这一类。因此,家长在抱怨孩子作文水平不高时,是否也应该想一想,这一结果与自己为他(她)们所创造的读书环境有没有关系呢?
                                      
(三)
    
中国人习惯将“作文”称作“做作文”。这话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暗示,作文是“做”出来的——与真实的想法、真实的生活是不完全一样的,它似乎需要“做秀”、需要“包装”、“化妆”。天真无邪的孩子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开始自然只会用“纯天然的方式去写” ,结果呢,可想而知。比较东西方学生的作文就可以发现,我们的作文题大多是在逼学生去“做秀”。比如“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有意义?”“什么叫有意义?”学生如何去把握“有意义”这个大而无当的词的内涵?他们在玩耍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意义”之类的东西。“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做游戏”、“吃冰淇淋”,哪一样有意义?似乎都谈不上“有意义”,于是,他们不得不去“做”——“拉老太太过马路”“马路拾钱包”,慢慢的作文造假应运而生。更可怕的是这种造假作文还得到了老师、家长的认同和强化,于是作文就在“造假-表扬-继续造假”的恶性循环中渐渐地变味了。作文似乎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岂不知这中间受伤害最深的是学生纯洁的心灵。
    
迫使学生造假这一罪责似乎应当由老师来承担。其实不然,家长、社会、作文考试的评价体系等实际上都是这一结果的参与者。从科举考试的试题到现在的高考作文题、中考作文题,哪一个不是在追求意义?哪一个题目是真正回归到现实的、世俗的生活中来的。作文似乎像“仙女”,不能“下凡”,永远飘浮在空中,一旦下凡就大逆不道。
   
如此一来,作文真的成了怪物,真的不能写,(也没地方写,除了写在日记里,不给别人看。)假的写不好。作文在真与假之间徘徊,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真正位置。
                                
(四)
    
在作文问题上,学生明显是受害者,语文老师同样也是受害者。你抽空去问问语文老师,谁不是让作文拖得精疲力竭。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上辈不是人,这辈教语文;白天上课写笔记,晚上点灯改作文。”朱自清先生回忆自己在中学教语文的经历时感慨地说“批改作文是一件最徒劳无功的工作。”他说的是实话,可近百年过去了,哪一位语文老师敢不批改作文?家长和学校不把你炒了才怪呢!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你敢不遵守么?
   
作文还有更可怕的。那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为大家接受的评价标准。一篇作文,自己认为好极了,别人看看,一般化。作文高手考场失利,自有科举以来,数不胜数,在这中间埋没了多少人才,不得而知。罗贯中、施耐庵、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这些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哪一位不是考场失意者?这一点也让老师提心吊胆,为了能保险,老师不得不逼着学生收敛起自己的锋芒,向保险的方向发展。
                                  
(五)
    
作文之所以这么被看重,是基于人们的传统观念。把能作文看成是有能力有才华的标志,这也是近年来“少年作家群”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大多想通过文章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之处,赢得别人的尊重,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大部分的家长则把作文看成是获得分数的一种工具,他们不太考虑“作文应当是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挚的情感”之类的观点,也不想了解。他们非常现实的将作文与物理、化学、数学作比较,渐渐发现作文不如这些学科分数来得快、来得保险,慢慢地失去了对作文的早期幻想,转而放弃作文,一门心思的去抓能尽快提高分数的科目,这在高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认为有价值时,自己亲自上阵抓;发现价值不大时,随手一扔。作文成了他们手中可以随意取舍的玩物。
                                    
(六)
    
作文难是一种表象,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国人对作文文本的过严要求,对作文水平的过高希望,隐藏着国人对作文价值的极度夸大,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是作文价值得最高体现。应该让作文的价值回归其本来面目,叶圣陶先生说“作文就是说话。”如果我们都能这么看,作文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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